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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求恩医生著名演讲《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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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讯】
 编者按:2021年4月14日,“纪念白求恩著名演讲《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发表85周年暨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高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本报记者胡海应邀采访。新闻报道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众多海内外读者反馈。他们表示,以前只知道白求恩为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牺牲了生命,因此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爱戴。但对于白求恩医生对加拿大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贡献,特别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首先倡导医疗社会化和公费医疗的历史功绩知之甚少,希望能更多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为此,编辑部在征得作者同意后,特将马国庆先生在座谈会上演讲的相关部分发表以飨读者,并向作者致谢。

关于白求恩医生著名演讲《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
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马国庆
 

一场震撼旧世界的演讲
——纪念白求恩著名演讲《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发表85周年
作者:马国庆 

大家知道,1936年4月17日,白求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内科外科学会联合举办的医学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震撼旧世界的演讲,题目是《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85年过去了,这篇演讲依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后来的专家学者和无数仰慕者。今天我们重温这篇演讲,仍然会强烈感受到白求恩的思想魅力、语言魅力和人格魅力。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研究学习这篇演讲的体会。 

一、白求恩之问要点何在?
这篇演讲,通常也被称为“白求恩之问”。因为在这篇演讲和这一时期他的几篇政论文章中,白求恩提出了一系列让当时的美国与加拿大政府和医疗界同行难以认同,更难以回答的问题。
例如:白求恩向社会发问:在加拿大和美国,“为什么几百万人在生病,几十万人在忍受痛苦,好几万人因缺乏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疗本来是现成的,只是他们付不起钱?”
他向医生发问:“为什么现在的医疗变成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卖的是面包,却要人们付出珠宝的价钱。这种价钱,穷人付不起,而我们卖不出去,也得受罪?”
他向穷人发问:“为什么你们的患病率比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高?是什么造成你们的贫困和无知?你们要对医生说些什么?”
他向有钱人和大富之家发问:“为什么同样是得了肺结核,富人恢复了健康,而穷人却死去?”
他向政府发问:“为什么你们不能拿出一个全民医疗服务方案,而仅仅是非常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
没有人愿意回答和能够回答白求恩之问。因为除了占人口一半的穷人,没有哪个政府部门,哪个医疗组织,甚至绝大多数医生愿意改变当时的医疗制度,即改变以私人诊所为基础的医疗制度。
白求恩亳不留情地抓住这些问题不放,并在演讲中给予深刻回答,白求恩说:医疗行业发生的问题,源于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危机。正如在美国和加拿大,“生产的食物超过消费量,但同时却有千千万万的人在饿肚子,生产的大量服装卖不出去,但千千万万的人却衣衫褴褛。我们有现成的医疗条件,却让几万人因病夭亡”。
白求恩把资本主义医疗制度的深刻矛盾,揭示概括为“科技有余而健康不足”。白求恩说:贫穷患者遭受的困境只能由严重的社会不公来解释。“在美国,下层的广大群众,实在是生活在镣铐之中,辗转于勉强糊口的边缘。他们连最基本医疗的三分之一也享受不到,他们发病率远远高于富裕人群。而加拿大和美国差不多一样”。大多数医生的困难,在于昂贵的教育支出和收入不足。“一方面,医生为支付医学教育费用就必须多挣钱,因而被套上经济枷锁,一千个医生难得有一人能够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对贫困患者的收费让医生在道义上感到不安,但免费出诊又让医生在经济上难以为继”。
白求恩发现:“免费出诊让26%的医生的年薪不到三千美元。33%的医生不到2500美元,18%的医生不到1500美元,还有5%的医生甚至入不敷出。而在军队和政府卫生部门的工作的医生,绝大多数年薪都在三千美元”。
白求恩由此得出结论:“要解决科技有余而健康不足”的矛盾,必须变革现行的医疗制度,实行医疗社会化。毫无疑问,白求恩的演讲,使他不仅成为私人诊所的对立面,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他开始面临新的险境。
白求恩演讲过后,蒙特利尔市内外科学会领导层马上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决定取消他的会员资格,而白求恩刚刚加入学会不到三个月。一些经常发表他文章的杂志也拒绝白求恩刊登演讲稿的请求。
加拿大研究白求恩的学者发现:“那一时期,白求恩成为医学界广泛嘲笑的对象。一个倡导打破惯例的医生,成为一个被大家躲避的人。”白求恩也说道:“因为我提出的公费医疗问题摸了老虎屁股,我成了那个时期同行们的敌人。”更让白求恩想不到的是,这一时期他已经成为加拿大骑警监视的对象。 
白求恩发表这篇震撼旧世界的演讲。首先是他的医学观、世界观转变的结果。
白求恩原来是一个技术主义者,认为解除人类疾苦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1926年夏天,当他得了肺结核之后,发现科学技术只是在服务少数人,而大多数穷人则被拒之门外,这就是他常讲的“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后来,他又寄希望于慈善事业,希望通过传播人道精神,让富人帮助穷人。1932年,他在演讲中呼吁:“一杯水扑灭不了燃烧的罗马城,为了消灭白色瘟疫(肺结核),让我们一起行动。”结果令人失望,他和导师只完成了很少的手术(人工气胸疗法),而当时仅在魁北克省就有三千多晚期肺结核患者。白求恩意识到:医学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他在演讲中呼吁:“我们不但要改变以私人盈利为目的的医疗制度,而且要改变不健康的经济制度。他的靶子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发旧制度的和利益阶层的恐慌。 
白求恩发表这篇震撼旧世界的演讲,也源于他对苏联之行的深刻思考和内心抉择。1935年1月,当白求恩笫一次听到苏联问题专家、美国记者莫里斯·欣德斯在演讲中称赞“苏联的医疗事业在某些方面比北美更先进”时,他甚至很愤慨,认为这种言论很不负责任。但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白求恩决定亲自到苏联看看他们的医疗体制和实际效果,为了筹措路费,白求恩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汽车。当年8月,白求恩来到莫斯科出席国际生理学大会。但他几乎没有参会,而是马不停蹄地考察医院和诊所,与卫生官员探讨苏联的医疗制度。白求恩由此得出结论:“公费医疗制度比私有化更具有优越性。苏联的确在医疗方面比加拿大进步”。莫斯科市民的健康状况,要明显好于伦敦贫民窟工人的状况。我在这里看到了期望已久的东西,那就是医疗社会化”。回到北美后,白求恩在不同场合肯定苏联医疗模式,一些人攻击他是社会主义分子,白求恩在演讲中回应:“25年前,被称做社会主义者是一件不齿的事情,如今,不是社会主义者才是荒谬的。” 白求恩发表这篇震撼旧世界的演讲,也与他的特殊身份和坚定信仰分不开。此时的白求恩,担任着蒙特利尔市人民健康保障协会书记的联务,他是这个协会的创始人和灵魂。协会的宗旨是为失去医疗保障的加拿大穷人争取权利和提供服务。他还是北美胸外科学会五人执委会之一。这两个职务让白求恩认为,他应当替人民健康发声。更重要的是,白求恩刚刚加入共产党半年多,他看到了加共领袖们为消灭贫穷不惜坐牢的牺牲精神。他甚至在考虑要不要接受加共要他担任党的执委会领导的建议。此时的白求恩,决心用行动证明,他会把毕生献给共产主义的信仰,如果因此需要坐牢、流血和献出生命,他也在所不惜。 

二、医疗社会化意义何在? 如何解决“科技有余而健康不足”的矛盾,为全社会提供有效的健康保护?白求恩在演讲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批判性、前瞻性的思想。就是今天读来,也依然是那样深刻和鼓舞人心。当然,他演讲中也免不了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局限性。他说:
——提供健康保护的最好方式是改革产生这种不健康状况的经济制度,消灭无知、贫困和失业。由个人负担医药费是行不通的,不仅不公正,而且效率低。
——在现代社会,不存在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一部分人的疾病会影响一切人。
——医疗社会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医生都需要其它专业医生的帮助才能进行治疗。因此,集体行医成为必然和必要。——保护人民健康是政府对公民应尽的首要义务和责任。要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消除出去。使医生的职业因消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
——让我们重新给医疗道德下定义:医疗道德是医学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伦理和正义准则。它包括:医学不单纯是医学经济学问题,而是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医学界应当关注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如医学与国家,健康与制度等,而不是仅仅讨论感兴趣的病例;如果把医学看做是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将是一种耻辱;医务工作者必须成为人民健康的捍卫者,把自己奉献给卫生与健康的祭坛上,使医疗事业像凤凰涅槃重生;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权应高于职业的特权;我们不要对人民说你有多少钱,而是说我们怎样才能为你们服务的更好。
——医疗社会化的内容是:
1、医疗应当像法院、学校、邮局和军队一样成为公共事业。
2、医疗由税收和公共健康基金来维持。
3、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而不是根据收入多少。
4、医务工作者的收入、养老金,由国家支付。
5、医院由医务工作者来实行民主管理。
白求恩关于医疗社会化的论述中,这一段是他的核心思想。他言简意赅的阐明了:
医疗社会化的本质是公益性、普惠性和公平性。
医疗社会化的经济保障来源于税收和基金。
医疗社会化的主体责任是各级政府。
医疗社会化的服务通过医院的民主管理来实现。
医疗社会化要求医务工作者具有崇高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和职业修养。 白求恩来到中国后的一大创举,就是在抗日前线——山西灵丘县杨家庄实施医疗社会化。他在这里建立了由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院领导、村民代表联合组成的“院务委员会”。村民们腾出一半的房间安置伤员,并担任护理护送工作,建立“群众血库”以保证伤员急需。医院对村民实行免费医疗,尽管是非常简陋的。白求恩在成立大会上说:“杨家庄特种外科医院的建成,使我想起几年前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个梦想,我在那里提出医疗社会化的方案,号召把医疗的权利还给人民,可结果呢?我招来旷日持久的攻击。开始,我并不懂得社会制度和医疗工作的关系,不理解为什么会产生‘科技有余而健康不足’的矛盾,现在我知道,不从制度改革入手,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就得不到保障。” 在一些西方国家,医疗社会化从“乌托邦”转变成为现实,一方面是劳动阶级持续不断地对工作权、生命权、健康权的呼吁与抗争,迫使政府改善基本医疗条件和重视医院建设。另一方面,苏联医疗制度彰显出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使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意识到,不在医疗保障上做出重大改革,滿足民众基本需求,他们就会在制度竞争中输给社会主义,这对资本主义非常不利。因此,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特别是英联邦国家,在医疗社会化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公立医院建设和免费医疗比例逐步提高,公共卫生事业也得到持久的重视。
2012年6月,我们在白求恩故居采访几位老人时,他们讲到:“加拿大人民能够在医疗社会化方面取得进步,首先是白求恩大夫的贡献。”因此,在白求恩雕像的基座上,刻下这样的评语:他是“社会化医疗的倡导者。”

 三、对今天医疗工作的启示(略)

编辑:胡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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